美國以安全之名下架頂尖大模型並限制訪問，AI技術鐵幕悄然落下，全球協作生態面臨裂痕

目錄

• 01 真的強大到不安全瞭嗎？
• 02 歷史鏡鑒，30 年前的密碼戰爭
• 03 美國大模型進入審查時代？

2026年6月，特朗普政府以"國 傢 安 全"為由，強制Anthropic下架Fable 5和Mythos 5兩款頂級模型，禁止所有非美用戶訪問，上線僅72小時即遭封禁。OpenAI隨後發佈的GPT-5.6也被限制僅向政府審批夥伴開放。業內指出，此舉實質是一場"AI技術圈地運動"，以模糊的安全標準築起技術壁壘，將頂尖大模型鎖定在美國境內，打破全球AI協作生態。Anthropic公開反駁稱其越獄漏洞並非獨有，按行業自建安全框架並不構成不可部署風險。這場"智能鐵幕"正倒逼各國加速自主可控大模型研發。

6月27日早間，Anthropic宣佈：美國政府已批準其最強網絡安全模型Mythos 5重新部署至超過100傢美國機構，包括大型企業和政府部門。面向公眾的版本Fable 5“恢復在即”。

據外媒獲得的商務部長盧特尼克致Anthropic聯合創始人Tom Brown的信件，盧特尼克通知Anthropic他已“確定適當的安全保障措施已經到位”。

但同一封信中，盧特尼克指出6月12日初始指令的所有其他要求仍然有效，且對Fable 5何時向公眾恢復隻字未提。

幾乎同時，6月27日凌晨，OpenAI正式發佈瞭GPT-5.6系列三款模型：Sol、Terra、Luna。同樣是在白宮的要求下，GPT-5.6隻對“經政府逐案審批的合作夥伴”開放API訪問，ChatGPT端尚未上線。

回看整個時間線：6月2日特朗普簽署AI行政令，6月9日Anthropic發佈Fable 5和Mythos 5，6月12日商務部下令全面下架，6月26日OpenAI發佈GPT-5.6但被限制發行，6月27日Mythos 5獲準有限恢復。

不到一個月，美國政府對前沿AI模型的控制經歷瞭完整的“叫停—談判—有條件放行”周期。

OpenAI戰略團隊負責人Dean W. Ball（前白宮AI顧問）在6月16日的博客中總結瞭這件事對行業的影響：“前沿AI模型開發者現在需要政府明確的‘綠燈’才能發佈”。

Dean W. Ball在6月26日的長文《What Should Be Done》中評價：“沒有人知道獲得許可的要求到底是什麼。這裡我說‘沒有人’，就是字面意義上的意思：似乎連政府部門自己都不知道。”

圖：Dean W. Ball 的長文 What Should Be Done

01 真的強大到不安全瞭嗎？

這是整件事最核心的問題。政府的行動建立在一個隱含前提之上：這些模型的能力已經強到構成不可接受的安全風險。但當事公司自己的官方評估，給出瞭完全相反的結論。

OpenAI在GPT-5.6發佈博客中披露瞭完整的安全評估結果，按照OpenAI自己建立並公開發佈的準備框架，Sol沒有越過這條線。這個框架的紅線定義是：模型能否在沒有人類協助的情況下，自主發現並利用高價值目標的未知漏洞。

具體測試結果是：Sol在Chromium和Firefox上能識別漏洞和利用原語（exploitation primitives），但“沒有在測試條件下自主生成完整可用的端到端攻擊鏈”。OpenAI自己的判斷是：Sol更擅長幫人找漏洞和打補丁，並不是端到端可靠地執行完整攻擊。

但OpenAI緊接著也寫瞭一句“很有情商”的話：“benchmark thresholds cannot capture every way a model may be used or combined with other tools.”雖然按我們的標準沒過線，但誰知道真實世界裡會怎麼用呢？故意制造瞭一個模棱兩可的灰色地帶。

Anthropic就不是那麼“有情商”瞭。在6月13日的聲明中，Anthropic逐點反駁瞭政府的理由。政府聲稱發現瞭Fable 5的越獄方法，Anthropic回應說：第一，這隻是一個“窄范圍的非通用越獄”，本質上是讓模型閱讀一段代碼然後指出缺陷；第二，“其他公開可用的模型，包括OpenAI的GPT-5.5，也能做到”；第三，Anthropic投入瞭數千小時的紅隊測試，“沒有任何測試者找到通用越獄”。

Anthropic CEO Dario Amodei在6月11日發表的長文《Policy on the AI Exponential》中已經預判瞭這種局面，聲明中明確表態：“政府可以阻止不安全的部署，但流程必須透明、公平、清晰、基於技術事實。這次行動不符合這些原則）。”

兩個最激烈的競爭對手，在同一個月裡，用各自獨立的評估體系得出瞭同一個結論：按照行業自建的安全框架，這些模型並不會構成不可部署的風險。

那麼問題來瞭，如果模型沒有越過行業紅線，政府憑什麼介入？Dean Ball進一步披露：政府此前聘請瞭唯一一位有前沿AI經驗的官員來主持AI標準與創新中心（CAISI），此人曾在OpenAI和Anthropic任職，但上任幾天就被高層解雇。剩餘CAISI團隊在整個“後Mythos危機期”處於停工令狀態，甚至不被允許與其他政府機構溝通。“我認識的特朗普政府官員中，沒有人有前沿AI經驗”。

Ball的意思是，做出管制決定的人，既沒有定義清晰的安全標準，也沒有評估這些模型的技術能力。

更進一步的自然追問是：Fable 5和GPT-5.6 Sol是否真的跨越瞭某種“人類威脅奇點”？是否存在一條客觀的能力紅線，越過瞭就必須管制？

多位AI領域專傢表示，技術上並不存在這樣一條線。模型能力是連續增長的曲線。每一代模型發佈時都是“史上最強”，但隻有這一次觸發瞭政府的直接幹預。

背後有三個隱含條件：

第一，能力變得“可演示”瞭。Anthropic自己把Mythos 5宣傳為“世界最強網絡安全模型”，Stripe一天遷移5000萬行代碼的案例被廣泛傳播。這些故事讓不懂技術的政治傢也能想象“如果壞人用會怎樣”。

Meta原首席AI科學傢、圖靈獎得主Yann LeCun早在2025年11月就公開指出瞭這個邏輯：當Anthropic發佈首份AI網絡攻擊威脅報告時，LeCun直接稱其為“regulatory theater”（監管劇場），指控Anthropic利用AI安全恐懼“manipulate legislators”（操縱立法者）進行“regulatory capture”（監管俘獲）。

LeCun當時的判斷是：閉源公司系統性地誇大AI安全威脅，目的是建立隻有大公司才能通過的合規壁壘，排斥開源競爭者。Antropic沒想到的是，石頭先砸向瞭自己。

第二，有人遞瞭一把刀。亞馬遜CEO安迪·賈西向政府提交瞭Anthropic模型的安全隱患報告。亞馬遜是Anthropic最大投資方，也是其雲服務合作夥伴，同時還有自研模型（Nova系列）和Anthropic形成競爭。由此，政府獲得瞭行動的合法性來源。

第三，特朗普本月初剛簽瞭AI行政令，給政府60天制定前沿模型的“自願提交規則”。行政令需要第一個執法案例來證明它不是廢紙。Fable 5撞到瞭槍口上。

這就引出一個更深層的問題，如果“太強就要管”，而“多強算太強”由監管部門說瞭算，且標準不公開、沒有明確閾值、沒有申訴程序，那未來每一次前沿模型發佈都將面對同樣的不確定性。企業不知道自己的模型什麼時候會觸發管制。

圖片由 AI 生成

02 歷史鏡鑒，30 年前的密碼戰爭

美國政府試圖用出口管制來遏制所謂的危險技術擴散，能讓人聯想到一個很相似的歷史先例，90年代的“密碼戰爭”（Crypto Wars）。

冷戰結束後，互聯網開始商業化，計算機科學傢們在開發保護數據傳輸安全的加密技術。美國政府把強加密算法歸類為“軍需品”（munitions），放在和導彈、坦克同一個出口管制清單上（ITAR/EAR）。邏輯和今天十分相似，如果敵人獲得瞭強加密，NSA（美國國 傢 安 全局）就無法監聽他們的通訊，國 傢 安全受威脅。

這意味著美國軟件公司隻能對海外客戶出口40位密鑰的弱加密版本，NSA能輕松破解的版本，而國內版本可以使用128位強加密。外國用戶知道他們拿到的是“閹  割版”，開始轉向歐洲和以色列的替代產品。

1991年，一個叫Phil Zimmermann的密碼學愛好者寫瞭PGP（Pretty Good Privacy），一個讓普通人也能用強加密保護郵件的軟件。他把PGP上傳到瞭互聯網。美國海關隨即對他展開刑事調查——罪名是“非法出口軍需品”。

Zimmermann的反擊極其巧妙：他把PGP的完整源代碼印成瞭一本書出版。書籍受第一修正案保護，出版自由是憲法權利。你可以管制軟件，但你沒辦法禁止一本書出口。調查持續瞭三年，最終在1996年關閉，政府沒有提起訴訟。

幾乎同一時間，NSA推出瞭一個更激進的方案：Clipper芯片。設計思路是所有通訊設備必須安裝這個芯片，芯片負責加密通訊，芯片內置密鑰托管機制，在執法授權下，政府能通過托管密鑰解密通信。用戶之間的通訊對第三方是加密的，但政府隨時可以解密。克 林 頓政府強推這個方案。結果學術界發現瞭芯片的設計缺陷，科技行業集體抵制，公眾強烈反對，1996年徹底死掉。

1995年，數學傢Daniel Bernstein想在網上發佈自己寫的加密算法源代碼，被政府以出口管制為由禁止。他起訴瞭司 法 部。第九巡回上訴法院做出瞭一個影響深遠的判決：軟件源代碼是受第一修正案保護的“言論”（speech），政府對加密代碼的出口管制違憲。這個判決直接動搖瞭整個管制體系的法律基礎。

2000年1月，克 林 頓政府大幅放松加密出口管制。原因是管不住瞭。PGP早就傳遍全世界，開源加密算法全球普及，管制隻是在阻礙美國公司的競爭力，外國客戶早已轉向其他供應商。

放松管制之後，才有瞭今天Signal和WhatsApp的端到端加密。如果90年代的管制延續至今，這些產品不可能存在。

90年代，被管控的是強加密算法，理由是國 傢 安全，工具是ITAR軍需品出口管制，受傷的是美國軟件公司（被迫出口弱版本），不受影響的是外國開發者（自己寫加密算法）。

2026年，被管控的是前沿AI模型能力，理由還是國 傢 安全，工具是出口管制指令。

這次真正受傷的會是誰？

外媒評論指出：“沒有人花1000億美元建數據中心，隻為瞭服務於政府批準的100傢公司”。

前沿模型的訓練成本以十億美元計，而回收成本的窗口隻有發佈後幾個月，之後模型變成次前沿，競爭加劇，利潤率壓縮。每一周的審批延遲，都在吞噬這個有限的盈利窗口。Brandom的結論是：“如果持續下去，整個產業的基礎投資邏輯都會動搖”。

喬治·華 盛 頓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Jeffrey Ding的核心論點是：在大國技術競爭中，決定勝負的不是誰先發明瞭一項技術，而是誰能更快地將技術擴散到整個經濟體中。通用技術尤其如此——它需要廣泛的社會擴散，需要新組織圍繞它被創建出來，需要大規模的真實世界使用數據來發現它的應用邊界。Dean Ball在引用Ding時寫道：“通用技術的用途是被發現的，不是事先知道的”。

但大洋彼岸的另外一邊，中國大模型正在以開源開放的姿態走向全球開發者。

加密算法是純數學，一旦發表就無法收回。AI模型權重有類似屬性，但閉源前沿模型的推理能力確實集中在少數公司的API後面。

但開源模型的能力在逐代追趕，管控能延緩擴散，無法阻止擴散。90年代花瞭將近10年才走到“認輸放松管制”這一步。AI管控難道也需要類似的時間周期？

03 美國大模型進入審查時代？

2026年6月，在AI產業的歷史上，可能標志著一個轉折點：政府第一次成功地在商業AI模型和它的用戶之間，插入瞭自己作為審批者的角色。

Dean Ball在《What Should Be Done》中，Ball警告說，如果市場對此產生恐慌，效果將遠超AI行業本身：“從核能到天然氣到電力電子，美國再工業化的大量投資都明確或隱含地以AI產業的未來需求為前提。如果這個需求因為政府管制而無法實現，連鎖反應會遠超人們想象。”

但Ball也承認，方向不是全錯的：“前沿AI確實存在災難性風險的可能性，這個關切不是偽造的。問題在於執行方式，一個沒有技術專傢、沒有清晰標準、沒有時間表的審批流程，不是答案。”

OpenAI說GPT-5.6的限制是“短期措施”，可能在幾周後向公眾開放。但6月27日Mythos 5的“有限恢復”已經給出瞭模板，不是全面放開，還是僅限部分美國機構、其他限制繼續有效。每一個長期制度，最初都被稱為“短期措施”。

Dean Ball最後寫瞭一句話，值得所有人認真對待：“如果隻有極少數人能使用前沿AI，壞的未來反而更可能發生。因為那些少數人，往往是已經擁有巨大經濟和政治權力的群體”。

估計全球的開發者社區，都在懷念那個不顧時差蹲OpenAI發佈會，驚喜於新模型的進步、並熬夜測試各種新場景的時代。

不過，現在我們還是可以充滿期待地“蹲”中國最新大模型的發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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